在中国再度面临究竟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时刻，作者坚定地认为，他和汪晖的学术之争绝不是个人之争或左右之争。汪晖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世纪的宏大叙事，是要为一党永远执政提供新的合法依据，是要把世界历史置于中国革命的价值系统中，把中国革命及其政权塑造成世界普遍正义的终极来源和终极裁判。毫无疑问，汪晖新的理论主张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和西方左翼传统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基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与汪晖的理论之争，绝不可能是左右之争，而只能是文野之争——文明和野蛮之争。因此，在这样的时刻，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像雷蒙·阿隆那样主动承担起批判野蛮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历史使命，坚守住天命赋予知识人的基本德性，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失职。诚如阿伦特所说：“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

这是真正的思想者在亲自见证了历史的至暗时刻人性的力量后向人们发出的忠告，经由文明与野蛮的终极体验所构成的个人生命中最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对依靠暴力、镇压与欺骗而苟且偷生的一切理论，坚决说不！